抗日时期乡居琐事

丁张弓良（老五嫂）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在新陂乡家中整整住了八年，在这八年中的经过可说甜酸苦辣，五味俱全。而今事隔五十余年，回忆起来，如同镜花水月一般，总有些模糊不清，似幻还真的感觉。所幸从未受到日本鬼子的骚扰和敌机轰炸之惊吓与逃难艰辛之困苦，总算是达到了我的心愿。虽然物质上不如外面，但经我克服和改善之后，生活也过得很习惯。家中亲属们都很尊敬我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我一份，感情非常融洽，因此很顺利的完成几件难忘的大事。当时确实轰动了全县乡镇，也受到亲友一致的赞赏。

八年家居我究竟做些什么?现在只能选择其中印象深刻而较有意义的几件事写出来，给自己做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同时以感谢助我及关爱我的亲友们!

第一年回家的笑话

哪里来的撑眼镜的妇人?

自中华民国廿六年（公元一九三七年）七月七日，日本发动有名的芦沟桥事变。政府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抵抗，全国军民一致起来，负起保国保民的责任。这是群情激愤，全国上下展开了激烈的抗日战争。

我家住在广州，丁先生在广州行营工作，他正去江西庐山受第一期军官训练。天天报上的消息是些某国军打了个漂亮的胜仗，或者沦陷了几个省县地方，和战争是在某处进行如何的激烈，损失和死亡的是怎样的庞大。凡是日本鬼子到的地方，都是抢掠、烧杀，尤其对妇孺的蹂躏，残害暴行，在现代战争史上写下最残酷的记录。

丁先生忽忙的赶回来广州，是时我生产尚未满月，他急着对我说：我们要逃难了。国民政府为了持久抗战，决定迁都重庆，西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，全国各地也将不得安宁，日机的轰炸更是不免的，战争继续下去，生活一定是很艰苦的。真使我不知所措，几经考虑，他认为只有他家乡于都县新陂乡比较安全。万一日本鬼子来了，你们母子还可以逃上山里，即使我在外不能寄钱回家，你们母子们青菜淡饭也有得吃，决不挨饿，也不会受惊。丁先生家是大家庭，每年可以收三百余担谷子，他排行老五，全村十分之八九是姓丁，房屋宽敞，人口又多，一切都可以有人帮忙，所以丁先生要我们母子暂时求一个安定，他预计抗战也很快会胜利，胜利后再接我们出去，免得跟着到前方受苦，受惊，也使他可以安心为国家效劳。同时大部份的同乡都带着眷属回到自己老家。

因此我接受丁先生的意见：当时觉得只要不受到日本鬼的侮辱，回到自己家乡总比较有安全感。大约是廿六年的十月间，我们全家回到了新陂乡，丁先生也很快的回到前方工作，直到他到了重庆才有信回家，隔二个月也会寄钱回来。

到了新陂乡家中，一切都很陌生而不安，生活习惯更是感到许多的不便，卫生方面也是无法适应。听说大部份回来的眷属，都因无法适应而跟丈夫离开了乡间。总之我为了避难，为了孩子很小，只得以“既来之则安之”的心情住了下来。

家中唯一认识的是慈祥的婆婆，她在民国廿一年（一九三二年）由四哥天健带着地老人家和二位小侄儿一同来到上海，也是为了逃避家乡纷乱来找我们，在上海住了一年多，等我英专毕业。丁先生在南京内政部工作时，又在南京住了一年半，直到廿四年家中都平静了，才回到新陂。所以她老人家看到我带着孩子回家，非常的高兴。婆婆虽然是十足的乡下人，我们相处几年，都非常的和谐，她总是称赞我“量大福大”遇事都不计较。

在家乡我深深感到言语隔阂，遇事无法沟通的困扰，幸而凡是在困难中，都由四哥的大女儿作翻译，她的小名叫“月楼”，地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毕业，也在南昌工作，同因逃难回家，她还没有结婚，她比我小五岁，我们也很谈得投机，她整天陪伴我，帮争带孩子，一切承她的照料和帮助，我们成为好朋友，一切无分彼此，解除了许多的不便和精神上的寂寞。后来常常会想念她和感激她，为什么她不和丈夫来台湾，否则同样可享受这里安逸的生活，她实在是太固执了。

同时我请了一位本家嫂煮饭，她非常的能干，她负责挑水、种菜、洗衣、饲养鸡鸭等工作，家中要用的和待客的茶叶点心，都由她去设计和支配，（家中的小吃都要自己做，如云片、番薯干、炒花生、米泡糖等，也是配吃擂茶用的小吃），她等于是我的管家。现在也会想到她做的“擂茶”（于都特有的客家茶品），她在茶中加芝蔴或花生，擂烂冲泡开水而成，因此吃起来又香又浓又解渴，真是别有风味。据现在回去探亲的人说，现在已没有擂茶吃，认为是奢侈品，连这点享受都没有了，真遗憾!

新陂圩，市场不大，只有一条直街，两旁摆地摊，还有一座戏台，戏台边还有赌桌，用木板写着天申、合同、有利、太平、日山、安士等六门，许多入围在桌边赌钱。街上的店十之八九卖酒饭，客人要吃什么菜，由自己买好，店中负责炒熟，也可以在店中打纸牌。逢圩日是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，大部份是外乡来做生意。记得我第一次邀了嫂子和侄媳们去上圩逛街，（乡间很少妇女上圩）大家都对我指指点点还议论纷纷的说：“这撑眼镜的妇人是哪里来的?”年纪轻轻（当时我才廿六岁，当然年轻）戴一付金丝眼镜，又会说新陂话（我已学会说新陂话），是新陂人吗？还是谁家的客人？当时真是被他们看得局促不安，怪难为情的赶快和同伴逃回家，回家后又被同伴们笑我，戴眼镜去上圩，引起大家的注目，再也不同你去上圩。经过我解释戴眼镜的缘因，她们才不再笑我。等第二次上圩时，他们也搞清楚我是那家的人，才敢和我交谈，大家觉得都是自己人。待他们对我有较多的了解之后，都很尊敬我了。

第二年负责管理公堂

第二年是学习时间，乡间一切的事都感到新奇，城市中难得见到，从未做过的事要学做，从未吃过的也得嚐试，从未见习过也得亲身去见习。“油寮内怎样将花生制成油。一根甘蔗怎样搾成水，便制成白糖”因为新陂产白糖，我们公公是做糖生意而发财的。我为了实习做糖的方法，所以请了一位内行工人，经过许多麻烦的手续，也需要一个月时间，才能慢慢的变成白糖，一方面是实习和好奇。我总觉得乡间事，太浪费时间和材料，更是浪费人力，农业社会都是靠人力赚钱，如果照现在的工业社会，时间就是金钱，那里会付出这么多的人工，还不如在市场买既方便而省事，从前的事是不能与现在相比。

我感到最辛苦的就是学做鞋子、打鞋底、上鞋面，刚从学校门出来的我，又是在都市中住惯了，学校中穿的力士鞋（现称运动鞋或跑鞋），也可以买到皮鞋和便鞋。但是小孩子穿的鞋子是很难买到，非得自己做不可，为了打鞋底，经常，被锥子刺伤而流血，做久了手上也会起硬茧，对着硬硬的鞋底，真是哭笑不得，这些工作都是躲在自己房内，待孩子们睡着了，大家也不会进我的房间，慢慢的学做，也不智手会痛，总要把它做成功，伴着一盏菜油灯下，免得被她们看到笑我笨手笨脚，连这样简单手工算得什么苦。本来乡间的女子最先要学会做鞋，待嫁时应做若千双男女鞋陪嫁，婆家的人才会称赞新娘的手工是如何的精巧。

我家也是大家庭，在南昌住卅余年，家中请有专门做鞋袜的女工，还有厨司、看大门、搽洋油灯及搽水烟筒、奶妈等男女佣工将近十位，我从小就没有学过针线，又是么女，大家都十分宠爱，什么事也轮不到我做，除了撒娇和玩耍，还得闹闹小姐的脾气。

庆祝婆婆八十大寿

“举行家庭会议”

有一天大概是快要收谷的时候，全家要举行家庭会议，为了庆祝婆婆八十大寿应如何筹备的工作。家中最大是三哥平九，他长年吃素念经，家中另设佛堂，不管内外事务，四哥天健经常排解地方上的纠纷，俗称绅士，六弟华夫在六战区工作，大二房系侄辈们参加。提出几项应做准备工作如下：

第一件：一致要我管理公堂财产。现有的财产每年可收二百余担谷，圩上有五间店面，每年收一次租金若干，三年轮一次油寮，约可收到三、四百斤油（从前收到的油是六房分用）。

第二件：每房出拾担谷，如有不够再照分配。但是我觉得六十担谷，实在不够用，为了大家的意思，我也不便坚持的争辩，只得以后再说。

第三件：要心普和华夫请名人题字做牌匾（乡间几年过六十岁寿诞时就可以订牌匾），并做寿屏。

第四件：修理和粉刷房屋，添置家俱，请木匠师傅到自家的山上采取最坚实木材做全套椅子茶几，放在大厅内。

第五件：凡是各房亲友，由各房招待住宿和回礼。

第六件：预定准备寿延六十桌，“亲戚招待五餐或七餐，住二宿”。

自我接受最麻烦的管理公堂的事后，最可笑的是一毛钱也没有移交。据管理的人说：“是轮流管理，他也没有收到移交的钱，所以我也可以不交出钱，也可以说是前例，或说余款是酬劳金”。我听了火冒三丈，拿公家的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还振振有辞，但后来想想，我也只得一笑置之，因为都是一家人。不过我接管之后规定，凡是以后要用公家的钱，一定要说明用途，经手人要签名或盖章，如果不依照我的办法，概不付钱，一切要公事公办，不论公家有多少钱，今后一概也得移交。

“吃萝卜苗保证会好”

乡间是非常的不方便，不论是交通，买海味，买家具、衣服等等，都得到城市或赣县去，（赣县距离于都城一百廿华里，于都城距离新陂也有廿五华里山路，要走路去，据说现在有车，每天早晚一班）新陂圩有三天一次的运货带客圩船直放赣县，只要在船上睡一晚（顺水行）第二天一早便到了赣县。为了想买一套太师椅，跑遍了赣州城也没有现成货，只得找高级师傅在家中做。（从前有一套放在大厅中，经二次红军到来，也不知被何方人士搬走了）。

为了做这套太师椅和茶几，一共有十二件，只得请师傅筹商设计图案，同时要做五块匾额及一具寿棺（寿棺也是准备婆婆百年之后用）。因为自家在坑山有山寮，树林茂盛，因此陪着师傅，由管理山寮的田户引导，前往山寮选择木材，到山寮大约有卅华里，一路上和师傅商谈，如何采取木材，也和田户闲聊。每年收成情况，收成谷子作他的管理费用。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左坑山，山路也很平坦。山里的风景幽静雅致，只见树影婆娑，微风掠过树叶，沙沙有声，路边小溪，水清见底，游鱼穿梭其间，悠然自得，便将鞋袜脱掉，双足浸入溪水中，一边抓鱼，一边濯足，好不快哉。自然的美景，使人陶醉，好像身在这图画中，而不想离去，经田户的催促，才回到他家休息。

在田户家休息时，忽然间腹痛如绞，不知是否涉足泉水太冷?还是走路太累之故，回忆在做学生时，经常会游泳，从未发生腹痛现象。在这深山中何处去找医生和药店?大家正在为难时，女主人（田户太太）说：“我家有成年的萝卜苗和干菜，你是受到山水中寒气，吃了我的萝卜苗保证会好。”我正是痛的哭笑不得的时候，她还说吃萝卜苗（萝卜苗是萝卜上的青叶经晒乾制成的）保证会好。虽然常常听家乡人会吃萝卜苗，但是我从未吃过。我想吃了也不会有坏处。只好答应试试，不久她拿一大碗又浓又黑的像酱油水来，催我要烫烫吃下去。既不是酱油味，也没有药味，吃后，果然不久便止痛，总算第二天便平安无事。才由田户专程送我回家。

乡间的风俗，凡是做大寿时，要请名人题词做寿匾和寿屏，悬挂在自己的大厅中或祠堂内，炫耀一番，也是博取大人的欢欣。承林森主席赐题“兰陔辑庆”、蒋介石赐题“春晖延庆”、六弟华夫亦乞得三战区顾长官所题“北堂蘐庆”等。自收到题词后，要找放大字体人才，乡间当然找不到，还是寄到南昌，托工专的老师，才将这项工圆满完成。预计做五块匾，一块悬于城乡镇丁家祠堂内、二块悬于第二处老屋大厅，自己大厅中也悬挂二块。（现据回家探亲者说：闹红卫兵时，丁家祠宇中，所有匾额上金字将金箔全部括下，匾额全毁掉，祠堂内牌位全部毁掉，被人拾去做柴烧了，祠堂充为公产。在家中住的嫂侄辈全部扫地出门，生活艰难。）

当时局势一天天紧张，民国廿九年春（公元一九四零年）南昌沦陷。我的二嫂于廿八年全家逃到赣县，她的女婿是南昌名医姚国美的侄儿姚荷生先生，他也是中医，全家也逃来赣，在赣县行医。当时我正在幼幼中学教英文，承校长陈昌岱先生聘请我去兼课，正好会见多年不见嫂嫂，便与二嫂同住赣县。因时局关系，家中催我回家，准备提前为婆婆做大寿的事。于是辞去教书工作，便回家积极地准备工作。

三天准备六百桌菜

婆婆做寿的日期，经二次的家庭会议决定于民国三十年，（公元一九四一年）农历十一月十五日擧行。乡间是没有发请帖，都是由各乡亲转告（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事）。

四哥天健（原住赣县儿子家）负责接待外客和分配侄儿辈对外工作，请厨师十五人，帮忙借桌椅、赴各圩买菜等，如扁萝葡、冬笋、菜脑等，杂务帮忙人员约有五十余人，（因乡间全靠人力挑送）其余要的鸡鸭、鱼、肉等等皆与厨师们磋商后，决定如何订货。这一切对外工作一概由他们男士们负责，我就是管理进出财务，一则我管理公堂，二则每二个月心普会寄三二百元回来，乡间用钱机会很少，都知道我有积存。因为邮政代办所设在圩上，只要钱寄回来，如广播电台一般，大家都知道，也是无法保密的。

经我报告凡是我经手应准备的事，大部份均办妥，惟部份油漆，仍在赶工中。现在唯一缺少是现金，公堂储存的钱不多，我的力量也有限，希望大家准备些现款，以防万一。他们一致仍要我先垫出来，待明年公堂收入不够时，大家再分摊归垫。据各房预计应有多少亲戚是一定会来的，还有各机关团体、各乡镇所、各学校，各田户等等，只能大约的计算，因为未发请柬，又耳闻各方面朋友都要来参加，究竟我们应准备多少桌菜，使厨师们也可以准备碗筷和所有的用具，大约每天二百桌，三天六百桌总差不多了。

婉言辞谢赠唱大戏

乡间每逢大庆又大醮之时，都会唱大戏，照例聚赌一番，所以在这类好机会时，各路赌徒，认为有例可行。这次婆婆大寿，又以为有机可乘。乃派遣代表来向我要求，他们愿赠送大戏三日，戏台设于大厅门前之广场，只需供应戏班茶饭，其余一切费用皆由他们负担，也是名正言顺之举。

当时正值抗日时期，各路战争激烈，政府禁止演戏聚赌。而他们要我去向政府说说，我觉得有违背政令，实在不便向政府求情。经我婉言相劝，并表示谢谢及不敢破费之意。如果你们愿在圩上演唱，亦由你们自理，我们仍愿供应各位茶饭。他们看到我很为难的样子，也不好意思再央求了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只有廿天便到了做寿吉日。家中已进入忙乱的时候，买菜的一担一担挑回来，厨师们也将要用的用具搬进来，还在后院廊下（很宽大）搭了三个大炉灶，还要我腾出三间厨房使用。我家更忙，既忙于付钱，还整日开流水席，所有去买菜和帮忙人员，都要招待茶饭（乡间的习俗）。替我煮饭的堂嫂更忙，整日将菜饭端进端出，经常还嘀咕我，不应该在我一家吃饭。我还得安慰她：“我知道你很忙很累，大家为婆婆的大寿事，忙得也高兴，我不会亏待你，如果厨师进来了，你就可以轻松。”她才笑一笑又去忙她的茶饭。我真怕她将我军。

老五嫂说话像蚊叫

前二天各路较远亲友先来，有的挑礼盒担，有的送鸡鸭鱼肉，有的送礼金。好的厨师五天前就来做准备工作，我家也不必开流水席，只要告诉厨师，开几桌便饭，他们都会做好。但是菜不够用，仍是要派去各圩买来补充。幸而帮忙的人员很多，他们跑几十里也不在乎。亲友差不多来齐了，就是不见心普兄回来。六弟一家早就回来了，我正在着急时，忽听到大厅门口一阵鼓掌和欢呼声，才知道他和钟寿高先生骑了二匹马赶到家。那时的我已忙得七荤八素，喉咙也沙哑，说话就像蚊子叫，既感到不方便，又感到很难受。因为又忙又累又急又几晚不得安宁睡眠，厨房就靠近我的房间，厨师们通宵达旦，日以继夜的工作，打鱼丸、肉丸、谈笑的、吃宵夜的、摸纸牌尖叫的、哼山歌和唱采茶等等声音，形形式式，南腔北调，好不开怀，他们真是辛劳不忘娱乐，但我却被吵得无法入睡。

婆婆穿戴凤冠霞帔 接受儿孙行礼拜寿

寿堂设在大厅堂，神桌的后墙上正中用红色喜幛上订金色大寿字，神桌上特制一对约二尺高红烛，厅中两边墙挂了新旧两套寿屏，正梁上也挂妥二块寿匾。大厅及官厅里里外外，打扫乾净，粉刷一新。特请了二位专门烧茶水和奉烟的茶炉担，客人吃茶水、水烟筒都由他招待。（从前没有香烟，都是用烟丝或是旱烟）。一切布置就绪，只等拜寿及开席的事。婆婆穿戴着凤冠霞帔（公公是五品官，她是五品宜人，所以她有这套礼服），我和三位侄女帮忙她穿戴，我们要她面部化粧，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所以我们也不勉强她，只要她觉得高兴。当时她才七十七岁，（因时局关系，提前做八十岁），不论眼力和身体都很健康，她自己的事，不需别人做。事先我陪她到各处巡视一番，看到布置得很富丽堂皇、各处张灯结彩，各方面都焕然一新。帮忙的和厨师又这么多人员，她悄悄的问我：都由你管理吗？要花费你太多的钱？我告诉她每房出了十担稻谷，还有公堂储存的钱，不够的才由我垫付，请你不必烦心。婆婆听了说：“他们六房出区区之数，公堂的钱也有限呀！你公公做六十岁大寿时，用去多少银两，现在场面如此大，物价又比从前高，保证你不够开支”。我告诉老人家“只要你老人家觉得高兴，我们多用点钱，也是应当的”。婆婆又说，“我知道你量大，以后你一定是位量大福大的人”，“全靠你老人家金口”，我说。

做寿这天，由吹鼓手三请寿星出堂，为了节省时间顺序一房一房的团拜，行跪拜礼，家族也参加团拜，团拜完毕后，请寿星回房休息。各方面的客人向寿堂行三鞠躬礼，大家轮流回礼。各路的客人有，县长、议长、镇长、乡长、校长等，还有至亲好友。四位兄弟正在研究如何安席问题，分配坐正厅或旁厅。从前对酒席安席规矩很大，普通喜事请客都得安席，何况我们这次大寿事，更是应当慎重处理。由心普和华夫担任安席，按照各名单的安排，等安席完毕已经十二点多钟了。吃饭时放一串最长爆竹，客人都一桌桌的坐妥，男女客是分坐的（女客多数将菜带回，吃些不能携带的炒菜或汤水。我在家吃酒席，总挤在男士桌位，我没有带回菜的习惯）。那知正餐开了九十余桌，临时又忙乱一阵，再要去借些桌椅，有的还在等候。厨师又来找我说明，“明天的菜也搬出来凑数，马上要派人去买，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客人。你在里面怎么知道外面的事，妇人桌上，四个妇人带四个小孩，她们不是可以带二份菜回家吗?还有不认识不送礼也来白吃，明天应多派人做招待，管理严格点，否则厨房里会拿不出菜来。不要怪我们!”厨师又将我军。

富贵开花热闹非凡

我最深刻和感兴趣的，即是“富贵开花”这个节目。如果某家有喜事，厨师们一定要准备开花菜，开花时各路的富贵客要唱“赞语”，赞语都是吉祥话。这天来的富贵客特别多，约有五十余人。他们听说我们的酒席特别丰富，客人又多，又有三天招待。他们每人带三个竹筒来，准备装菜用。开花时厨师要我出去做代表，接受他们的赞语。唱得好的厨师多给他一点菜，唱得短的少给一点，不会唱的更少一点，完全由厨师评审和分配。他们多数是文盲，我到认为他们才艺很好，各个都唱得不同，有的临时编一段应景，有的还称赞我如何如何能干，不让须眉等等，他们真了不起。事后我告诉厨师要平等待遇，他们几十里路外赶来，多给点他们。免得说我们税富老家太小气，他们都兴高采烈的，满载而归。

透支大洋二千八百

三天的热闹场面，一晃就过去了。想不到善后的事更忙乱，送客、回礼盒（婆婆的亲友）、送红包、发工钱、付各处账单，归还借来物件、汽油灯就租了十盏，有专人管理等等费用，我的钱仍是大把大把付出去。以后再没有钱收入，谷仓也空了，心普一时也不会寄钱回，时局又不安定，滙兑又停止。只有希望明年的收成。我已垫付大洋二仟捌百余元。

这次的大寿事，虽然钱化得太多，一切都很顺利，据各方面传说，没有任何乡镇能相比，招待也周到，酒席也丰富、排场之大，客人之多，可说是全县空前之擧。

“孟母三迁”、“易子而教”

这几年忙于婆婆大寿事，都不注意孩子介仁等读书问题，他们能及格就可以了。自我的二嫂在赣州住，她有一位能干的女儿，介仁叫表姐，她的弟妹都由她管教。因此我送介仁住她家，托她代我管教，明年要投考中学。介仁顽皮可爱，天资聪明，家中老少都喜欢他，尤其是他的四伯，每天晚饭后，必定两人躲在房间玩睥，如牌九、纸牌即学即会，我也不知道在他房间赌牌。直至婆婆大寿时，整天不见人影，我以为他各处去玩耍，他居然去参加老赌客阵中的牌局，但是他从不向我要钱。后来由赌客中流出风声，说“我的儿子真有几手，他从那方学会打牌？”因此我就决心送他去赣州读书，请他的表姐严加管教。他很争气，考上了最难考的正气中学。所以古时的“孟母三迁”“易子而教”是很有道理的。

老二是大女儿丁介文，她很喜欢读书，在学校内都是名列前茅，以后由大学到留学得博士学位，成绩都是这样的。于都县设立女子小学，校长是我们远亲，所以我便送她到女子小学读书，全部是女老师，住宿不收费，每月只收伙食费。校工也是女工，是一位哑吧，我女儿和哑吧住一间房，哑吧脾气很大，老师也不敢得罪她，由她负责清洁和煮饭。有时下课后老师会要介文去街上买二毛钱鸭子肉，等等的小事情，有时代理哑吧对外一些小工作，所以老师们也很喜欢她。就是寒暑假回家时，总是带回一头的蝨子，替她除干净后，再去学校里，马上又会传染到，因之我就再不送她去城里读书了。

老三也是女儿丁介平，她还小，不过也是在乡间读小学，她也很会读书，更喜爱唱歌、美术和缝纫，她读大学时，都是自己设计时髦的衣服，自己做，她是学校中最时髦的学生。

心普回家陪伴母亲

民国三十二年四月间，心普又请假回家，一方面想做些基层的生产工作，也许对地方上有些启发性的作用。二方面母亲年事已高，回家多多的陪陪母亲，聊聊往事。三方面是休养自己身体。为了环境上各种因素，不能如愿替地方上做些工作。晚间我常陪他去母亲房间谈笑。但是时局吃紧长沙二次大战，他又急于要回重庆，他在家休息十个月，不得不离开我们，从此信息不通。又说战事快要到赣州，使我深为忧虑。

亲友纷纷乡居避难

民国三十三年（公元一九四四年）八九月赣县吃紧，大部份人均逃至乡间。住在赣县的二嫂全家（六人）、姚荷生全家（五人）、姚先生朋友洪先生夫妇都要避难我家。住在长汀的七哥，他在长汀飞机场工作，他要七嫂先带三个男孩要到我家避难。我表示欢迎他们都来，而且吃住免费招待。姚荷生住官厅，他完全免费看病，可惜他开的药方，药店有些没有货，姚先生感到很困难，吃药的人也觉得効力不大，所以看病的不多。不久他们也过惯乡间生活，安排他们各家各户开伙。由我供给米，他们觉得乡间素菜新鲜，内脏便宜如猪肝、猪蒙、猪肚等。也听不到轰炸声，生活过得平静而安定。唯一感到对国内外消息迟钝，靠县城里传播一点来。也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美国决定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。中、英、美、苏成立同盟军。中国是四强之一，蒋介石指挥东南亚盟军，共同对日作战。大家都抱有抗日必胜心理。

抗战终获胜利

民国三十四年（公元一九四五年）八月十四曰，日本受到盟军强大无比的压力，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我们全国一致欢欣鼓舞，各地举行庆祝胜利大会。乡公所放了一串最长之爆竹，来家报信的都说我们胜利了，我也拿出爆竹来放，胜利的消息传遍各乡镇，大家都欢呼的说终于有这一天来临了，重见青天白日的光明。

大家都欢天喜地的迎接我们的胜利。也不理会日本军已到了江口（江口距离我家才六十华里）也不惧怕他们。我家的亲戚朋友都在整理行装。只听到某处派某长官接收，日本军全部集中在上海，全国战争也全部停止。江口和赣县的日本军不到一星期也退得干干净净的。

我带着三个孩子和嫂嫂们一同去到赣县，在赣县找到我的老朋友郭宗珪先生，他妹妹是我的同学，郭先生任新赣南图书馆馆长，急于找人帮忙，所以他要我去图书馆任总务主任，还要我全家住进图书馆内。三个孩子也安排好学校，生活也非常的安定。从此便离开乡间八年的生活。